960年-1368年。中国商业文明与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随后是蒙古统一带来的空前版图与异族治理的全新格局。
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代周建宋。宋太祖吸取了唐朝节度使坐大和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的教训，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将开国武将手中的军权收回——在酒宴上暗示老将们交出兵权以换取富贵和平安，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和平解除军权的案例。
宋朝以"重文轻武"为基本国策，其结果是双面的：文化教育空前繁荣（"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宋真宗赵恒写的劝学诗），但军事力量始终薄弱，与辽、西夏和金国作战中长期处于守势。
然而宋朝在经济上的成就是革命性的——有些经济史家将宋代称为中国的"早期工业革命"：
宋代废除了唐代的"坊市制"——唐代城市的商业被限定在固定区域和固定时间内进行。宋代允许临街开店、夜市通宵经营。这使得城市从"行政城堡"转变为了"商业中心"。北宋首都东京开封人口超过100万（与唐代长安相当），画作《清明上河图》中展现的城市商业活力和市井生活至今令人惊叹。
四川地区由于铜币稀缺和铁钱沉重不便大宗交易，民间产生了可兑换的存款凭证——交子。1023年北宋政府将交子的发行权收归官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官方纸币。纸币的出现意味着商业交换从依赖实物货币的时代走向了信用经济时代。
宋朝的市舶司（海关管理机构）设在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等主要港口，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通常为10%-15%），海上贸易关税有时竟占到南宋财政收入的15%-20%。泉州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商港，瓷器、丝绸和茶叶从这里装船运往东南亚、印度、东非和阿拉伯半岛。
北宋中期的财政压力日益加剧——"冗兵、冗官、冗费"（军队庞大但战斗力弱、官员人数过多、财政开支失控）使得1069年即位的宋神宗满怀改革的紧迫感。他启用了王安石（1021-1086年），开启了北宋规模最大、争议也最激烈的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不是"变什么"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蓝图在面对基层执行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削解时，最终会变成什么？变法措施包括"青苗法"（政府在播种季节贷款给农民，收获后偿还，利率低于民间高利贷）、"免役法"（农民可以交钱替代被征去服无偿劳役）、"市易法"（由国家来平抑市场物价）。理论上每一条都是为民着想的好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县衙门为了政绩强行摊派贷款、地方豪强利用人脉躲避新法的限制——这些好政策在到达底层时已经面目全非。
反对派的领袖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者），他认为"祖宗之法不可轻易全改"——不是因为他认为现状完美，而是担心激进变革带来的不可预见后果比现有问题更严重。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私人关系并未就此恶化，但这种政治路线的分歧将北宋官僚分裂为"新党"和"旧党"——此后几十年间两派轮流上台，每次政党轮替都伴随人事清洗和政策翻覆。这种内耗在面临外部威胁（辽和西夏的军事压力）时是致命的。
1127年，女真建立的金朝攻破开封，俘虏宋徽宗、宋钦宗二帝（"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商丘）即位，后迁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
南宋的政治基调是"偏安"——举朝上下对"收复中原"一方面口头上从未放弃（岳飞"踏破贺兰山阙"的激昂），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始终未实施实质性的北伐。1138年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这不仅是一位将军的悲剧，更象征着主战派的全面失败。此后南宋以支付巨额"岁币"（实质上的"保护费"）换取金的停战，维持了约一百年的相对和平。
然而南宋在文化和经济上仍然光彩夺目。理学的发展在朱熹手中达到极盛——"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的理论体系在此后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影响了此后六百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瓷器（官窑的汝瓷和哥窑的开片瓷器）达到中国陶瓷史的巅峰。辛弃疾和李清照等词人将宋词推到了中国抒情文学的顶端。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大忽里台（蒙古贵族会议），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此后蒙古铁骑横扫欧亚——他在世时征服了从中国北部到中亚再到波斯的辽阔土地。他的子孙继续扩张：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1271年定国号"大元"，1279年灭南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全国由非汉族统一"。
元朝的治理面临一个根本性矛盾：蒙古贵族希望保持自己的草原传统和特权地位，而要统治数千万汉族人口就必须采用汉族的官僚制度。忽必烈尝试了一条中间道路——"以蒙古军事力量为后盾，参考汉族官僚体制来管理，同时大量启用色目人（中亚和西亚人）作为财政和技术官员"。在此基础上他设立了"四等人制"：蒙古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汉人（北方汉族和契丹等，第三等）、南人（南方汉族，第四等）。这不是严格的法律等级，但深刻影响了社会资源分配和政治信任。
元朝最积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马可·波罗在元朝来到中国并担任忽必烈的使臣（据其自述）；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在这一时期通过蒙古帝国的庞大交流网络传入中东和欧洲；波斯的医学和天文学也传入中国。元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西藏牢固纳入有效管辖的中央王朝。
元朝末年，黄河治理工程激化了民怨。1351年白莲教（一个民间宗教组织）发动起义——"红巾军"起义蔓延到全国。在群雄逐鹿中，朱元璋（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红巾军将领）击败了所有对手，1368年建立明朝，将蒙古势力赶回草原。
经济史学界有一个著名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问题：18世纪以前，中国江南（长三角地区）和英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平起平坐的——严格来说宋代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度领先欧洲数百年。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后来欧洲的起飞和中国的相对停滞？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仍在辩论中，涉及地缘政治、殖民主义、能源来源（煤的位置）和制度比较等多种因素。
一些史家将蒙古帝国时期称为"第一次全球化"：在蒙古控制下的欧亚大陆，商人和学者可以安全地在从中国到欧洲的广袤路网上旅行。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征服过程中的屠杀和破坏撕裂了多个文明地区的社会结构。蒙古帝国提醒我们：连接（connectivity）本身并不等同于文明进步——关键是连接的代价由谁承担、红利由谁分享。
宋元时期对现代人最有启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经济文化如此发达的宋朝在军事上如此脆弱？答案不是简单的"文官压制武将"——更深层的是：一个以稳定和秩序为最高价值的治理体系，在面对一个以机动性和摧毁力为核心逻辑的军事威胁时，其制度惯性决定了它宁愿出钱买和平也不愿承受改革军队的风险。优点的放大可能就是弱点——这不是宋朝独有的悖论。元朝的统治则提示我们：文化融合和暴力征服可以在同一个历史上并存——历史不是道德故事，不是好人胜利坏人失败的单向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