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年-907年。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长安是当时世界最大、最国际化的大都市，其繁荣程度在此后近千年间无城市能及。
隋朝与秦朝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都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制度、都在第二代皇帝时突然崩溃。但若说隋炀帝杨广是一个纯粹的暴君，那是把复杂历史压缩为漫画人物——他的一些决策确实劳民伤财，另一些则有深远的战略远见。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按门第品评人才），隋炀帝设进士科，以考试取士——科举制由此诞生。这项制度改革了精英选拔机制：从此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在理论上不再取决于出身，而取决于个人的学识。尽管实际操作中名门大族仍然有更好的教育资源，但"向所有人开放上升通道"这一原则本身是一个革命性的政治理念。
隋炀帝下令修建的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将北方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与南方经济重心（江南）直接以水路贯通。运河全长2700多公里，征用了数百万劳动力，死亡惨重。但从经济角度看，运河极大降低了南北物资调运的成本，此后唐宋元明清的经济运作都离不开这条水运大动脉。评价隋炀帝时值得考虑的是：一个在今天被认为是"先见之明"的工程，在当时的代价是否能被接受的？
隋炀帝还三征高丽（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均以失败告终，加上他徭役和赋税沉重，各地民变蜂起。618年隋朝覆灭，但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几乎全盘继承了隋朝的制度框架——并在其中注入更为温和的统治风格。
唐太宗李世民（626-649年在位）的统治被称为"贞观之治"，被后世视为理想君主的最高典范。但太宗能够成为"明君"并非因为他天生完美——他登基的前提是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逼父退位。正是这段血腥的上位史，使得太宗终其一生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必须证明自己配得上皇位。
太宗治国的核心方法是公开接纳批评。魏征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谏臣"（直言进谏的大臣），他两百多次公开反对太宗的决策，太宗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纳了他的意见。魏征去世后，太宗说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死，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不仅仅是修辞，它反映了一个深刻的政治自觉：即使是皇帝也需要有人不断告诉他自己错了。
武则天（624-705年）14岁入宫做太宗的才人，太宗去世后被送入感业寺为尼，后被太宗之子高宗李治接回宫中。她一步步从嫔妃上升为皇后，在高宗因病不能处理政务时代为决策。高宗去世后，她先后废黜了两个儿子，在67岁高龄时（690年）称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
武则天能够突破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的重重限制而登上权力顶峰，依靠的是三件事：冷酷的政治手腕（用特务机构清除政治对手）、利用科举制造"新贵族"（破格提拔非士族出身的进士来制衡传统门阀势力）、有实际政绩支撑（经济发展、对外武功均有建树）。她创造了"自荐"和"殿试"的选拔制度。但她也建立了广泛的特务网络鼓励告密，这种高压手段在权力巩固后暴露了道义上的缺陷。705年，82岁的武则天被张柬之等大臣发动"神龙政变"推翻，恢复唐朝。这位唯一的女皇帝临终时的遗愿是：不称帝，以"则天大圣皇后"的身份与高宗合葬于乾陵，墓碑一个字的铭文都没有——"无字碑"留给后人评判。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前半段（开元年间）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最繁荣的时期。杜甫在《忆昔》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长安城人口超过百万，其中外国商人、留学生和使节就有数万人——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
然而盛世的表面之下已开始出现裂痕。玄宗统治后期（天宝年间，742-756年）逐渐倦政，把朝政交给了李林甫和杨国忠。更为致命的是，为了应对日益扩张的边境军事压力，玄宗将大量军政权力下放了给边疆的节度使——这些地方军事长官同时掌握了兵权、财权和人事权，逐渐从"中央派遣的官员"变成了"有军队、有税收、有个人意志的地方军阀"。其中势力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率了唐朝最精锐的边疆军队。
755年，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一路攻入洛阳，次年称帝，国号"大燕"。安禄山的军队攻破潼关后，唐玄宗被迫放弃长安逃往四川——在马嵬坡（今陕西兴平），禁军要求处死了杨国忠和他的堂妹杨贵妃。"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的《长恨歌》将这段历史铭刻在了中国人的文学记忆中。
安史之乱历经八年终于被平定，但唐朝的中央权威从此一去不返。叛乱虽平，各地节度使"去命名化"转化为实质上的独立王国——"河北三镇"（范阳、成德、魏博）自行招募军队、征收赋税、世袭统治。此后的唐朝陷入了节度使割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代表的"牛李党争"长达四十年）的循环。唐朝名义上延续到907年——与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已不是同一个藩镇体系中的帝国。
唐诗的繁荣与科举制直接相关——进士科考诗歌写作，使得写诗成为一种可以改变人生路径的"硬技能"。另一方面，唐帝国开放的文化政策使得来自西域的新奇事物（乐器、舞蹈、饮食）不断刺激诗人的感官和想象力。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的豪情离不开驿站体系对旅行的支持。制度、经济、文化交流三者叠加，造就了不可复制的文学时代。
安史之乱是"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的经典政治学案例：中央政府（委托人）将军事和行政权力委托给节度使（代理人），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裁机制，最终代理人的自利行为侵蚀了委托人的整个制度框架。这一模式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反复出现，在当代大规模组织的治理中同样适用。
隋唐两朝展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制度的伟大和个人的选择如何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展开。科举制和三省制是制度创新的巅峰，但贞观之治的存在严重依赖于太宗个人的政治智慧；开元盛世达到经济文化的最高峰，却又从盛世中滋生了叛乱。权利下放可以提高军队作战效率（节度使制），但如果权力下放伴随着监督缺位，效率的代价是失控。这些不只是1,300年前的问题——它们是任何大系统中权力分配与监控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