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21年的尼基阿斯和约以雅典将领尼基阿斯命名，双方名义上约定长期和平。它结束了持续十年的公开主战，却没有让所有盟友满意，也没有完整恢复战前状态。斯巴达没有迫使底比斯和科林斯接受安排，雅典没有收回安菲波利斯。和平因此更像局部停火：主要对手暂时约束直接行动，阿尔戈斯、曼丁尼亚和其他城邦的联盟重组仍在进行。
雅典并非在一片安稳中突然发疯。它看到斯巴达同盟出现裂缝，也担心若自己停步，盟友会怀疑其领导能力。政治人物阿尔基比亚德推动与阿尔戈斯合作，公元前418年的曼丁尼亚战役却让斯巴达重新证明陆军实力。公元前416年，雅典迫使中立的米洛斯屈服，处死成年男子并奴役妇女儿童。修昔底德把米洛斯对话安排在西西里争论之前，使帝国自信与即将到来的冒险在叙事上彼此照亮；对话的具体措辞仍应视为史家的重构。
西西里并非一个目标，而是一串不断扩张的承诺
公元前415年开始的西西里远征，最初以援助盟友埃格斯塔对抗塞利努斯为公开理由，真正目标却不稳定。有人设想有限调停，有人希望削弱叙拉古，还有人想建立更广泛的西方势力。尼基阿斯在公民大会上试图以列举庞大需求来阻止远征，结果反而让雅典人批准了规模更大的军队。目标与投入同时扩张，撤退就越来越像承认此前牺牲毫无意义。
远征在出发前已受政治危机干扰。城内发生赫尔墨斯神像被毁事件，阿尔基比亚德受到亵渎宗教的指控。他随军出发后被召回受审，途中逃亡并转向斯巴达。雅典于是失去一名主要倡议者，指挥结构由更谨慎的尼基阿斯和拉马科斯承担。这里不能用“民主群众冲动”解释一切：支持者有不同战略想象，反对者也未能提出统一替代方案；制度问题在于重大承诺形成后，责任和目标仍可分裂。
雅典初到西西里时拥有海上优势，却没有及时完成对叙拉古的包围。斯巴达军官吉利普斯带来援军与组织经验，叙拉古建造反包围墙，逐步夺回陆上主动。大港的狭窄水域又削弱雅典舰队擅长的机动。叙拉古人加固舰艏，改用正面冲撞；技术优势一旦被带入不合适的空间，就不再是固定资产。修昔底德第七卷反复书写水源、骑兵、港口入口和补给仓，失败是具体环境逐段收紧的结果。[1]
增援到达后，雅典已不容易撤退。夜袭失败、士气下滑，尼基阿斯又因月食推迟行动。最终舰队在港内被击败，陆军撤退途中被包围。尼基阿斯与德摩斯梯尼被处死，大批俘虏被关入采石场。古代数字常受文本传承和叙事目的影响，重要的确定事实是雅典损失了大量舰船、经验丰富的桨手、士兵和指挥者。这个损失不仅发生在远方，它还向每个爱琴海盟友发出雅典可能无法惩罚叛离的信号。
德凯利亚让年度入侵变成持续漏血
斯巴达在阿尔基比亚德建议下占领阿提卡北部据点，由此开始通常所称的德凯利亚战争。过去的入侵持续数周，军队撤退后雅典人还能利用乡村；常驻堡垒则全年威胁道路、庄园和劳动力。修昔底德说，大量奴隶逃亡，来自优卑亚的物资也必须绕过苏尼翁角走更昂贵的海路。具体数量来自单一古代叙事，宜谨慎看待；持续占领改变运输成本和守备负担这一机制，则非常清楚。[2]
再看那艘进入比雷埃夫斯的船。西西里失败减少可用舰只和熟练人员，德凯利亚迫使更多货物依赖长距离海运，盟邦叛乱又让沿途港口和收入减少。雅典仍能动员最后储备造舰，说明它并未在前413年立即崩溃；但同一个海上系统要同时运输粮食、镇压叛乱、对抗新舰队并支付薪饷。此前使雅典躲过陆上决定战的网络，如今必须承受多点同时失血。
最关键的新变化来自波斯。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希望恢复对希腊沿岸城市的控制，斯巴达则需要钱维持桨手薪饷和远程舰队。双方谈判并非一开始就顺畅，条款和支付也有反复；可到战争末期，小居鲁士对斯巴达海军统帅吕山德的支持，使斯巴达能够更稳定地与雅典争夺海权。所谓“陆权战胜海权”因此并不准确：斯巴达最后是学习并资助海军，把新海军与德凯利亚的陆上压力结合起来。
制度危机不是“民主必败”的证明
公元前411年，部分寡头以争取波斯援助和提高效率为理由发动政变，建立四百人政权。驻萨摩斯的雅典舰队拒绝承认它，城内寡头集团也迅速分裂，较广泛的公民政治随后恢复。这个插曲显示战争压力能撕裂制度，却也显示雅典国家并未因一次政变自动停止作战。舰队、公民身份、财政承诺和政治合法性互相缠绕，不能简单分成“理性精英”与“冲动大众”。
雅典此后在居齐库斯等地取得海军胜利，一度恢复部分控制。公元前406年阿吉纽西群岛战役中，雅典再次获胜，却因风暴、救援失败与程序混乱，集体审判并处死多名将领。这个事件常被当成民主失控的证据，但史料细节与合法程序问题仍有争议。更稳妥的判断是：长期战争让将领责任、阵亡者安葬、公民愤怒和指挥人才稀缺在同一场危机中碰撞，胜利也可能带来制度性损失。
最后一击发生在粮道，而不是雅典城墙下
公元前405年的羊河战役发生在赫勒斯滂附近。雅典舰队每天出港挑战，斯巴达方面避免立即交战，并观察其靠岸取食时的松散状态。吕山德抓住机会突袭，雅典主力舰队几乎被整体夺取或摧毁。色诺芬的《希腊史》接续修昔底德中断处，叙述了这场战役及随后雅典的恐慌、封锁和投降。[3]
舰队失去后，通往黑海粮源的通道无法维持。斯巴达海军逐步迫使雅典盟友转向，并封锁比雷埃夫斯；城内人口面对饥饿。公元前404年，雅典接受拆除长城、交出大部分舰船、召回流亡者并追随斯巴达外交的条件。战后出现三十人寡头统治及暴力清洗，随后民主恢复。斯巴达获得霸权，却很快面对盟友不满与波斯关系难题，胜利没有为希腊世界带来稳定终局。
投降也没有让各地经验在同一天结束。被毁城市无法随着条约复原，流亡者与被奴役者的人生更不会被“战后”一词重置。雅典长城后来重建，斯巴达霸权遭到新的联盟挑战，波斯则重新成为希腊政治的重要参与者。战争改变了力量分配，却没有建立一套所有城邦都愿意接受的持久秩序。
这也解释了为何“谁赢了”只是第一层问题。斯巴达在公元前404年取得决定性胜利，雅典帝国被拆解；但胜者维持海军、安置友好政权和处理盟友要求时，仍要面对资源与合法性的旧难题。战争证明雅典体系能够被击败，却没有证明斯巴达体系能够无成本接管其功能。
怎样评价失败，又不把历史压成寓言
若必须找一个转折，西西里灾难最醒目；若要解释最终投降，它却不够。雅典在灾难后又坚持近十年，并多次取胜。真正的失败链是：战略范围扩大造成不可替代的人力与舰船损失，德凯利亚提高日常成本，盟友把雅典虚弱转化为叛离，波斯资金让斯巴达补齐海军短板，雅典内部政治危机又降低稳定指挥能力。各因素相互放大，任何单项都不是独立按钮。
也不能把战争直接写成民主输给寡头、海权输给陆权。斯巴达胜利依靠波斯君主的资金和经过学习的舰队；雅典政体在政变后曾恢复，寡头政治也没有自动产生更一致的战略。修昔底德是参与战争、遭放逐的雅典精英男性，他的连续叙事独一无二，也有选择重点和组织演说的立场。铭文、喜剧、考古材料与色诺芬能补充他，却不能给我们一个无缝、无偏的全景。Cambridge 2023年的研究综述特别提醒读者同时把他的参与者身份视为优势和限制。[4]
雅典最终失败，不是一种政体、一次远征或一位将领单独造成的。它在战略边界扩张时，同时透支舰队、人力、盟邦服从和政治信任；斯巴达则终于把陆上常驻压力、外部资金和海军学习组合起来。这个解释保留了人的责任，也保留了结构限制。它比“命中注定”更不整齐，却更接近一场经历多次停顿、逆转和未被抓住机会的二十七年战争。